盧坐在一張長方形桌子的一頭，穿著藍色運動夾克，扎著一條紅領(lǐng)帶的他看起來有些拘束。盡管如此，被各種軍裝和制服包圍的他慶幸自己沒有堅持其參會著裝的第一選擇：一件卡其色探險家襯衫，配上肩飾，保持著斯坦利去非洲時的風(fēng)格。“我想這可能有點過了。”此前他曾經(jīng)小聲對我說。

盧對所有人的到場表示感謝，并分發(fā)了裝有DVD、照片、地圖和文檔的文件夾，其中介紹了他在紐約設(shè)立的勘探公司——南北極有限公司，及其非盈利機構(gòu)——折戟美國老兵基金會的有關(guān)情況。文件夾里還有直徑4英寸的彩色刺繡臂章，以祝福盧夢寐以求的任務(wù)。用綠、金、藍、白四色絲線機織而成的臂章展現(xiàn)了格魯曼“鴨子”的側(cè)視圖，1942年和2012年的年份標(biāo)識和格陵蘭地圖上一個紅色的“X”。桌前軍人們的軍裝上，布滿了表示已參加戰(zhàn)斗、已完成任務(wù)的綬帶和條紋布，似乎不大可能把盧的臂章粘在他們的袖子上。

盧解釋說他正在尋求DPMO辦公室對尋找編號為V1640的格魯曼“鴨子”的祝福和資金支持，以將其從30~50英尺的冰層中發(fā)掘出來，并帶著飛機及其機組成員的全部遺骸回到家鄉(xiāng)。當(dāng)他為此奔忙時，盧說，他還想尋找據(jù)推測同樣埋在格陵蘭冰下的第二架飛機。那架飛機是一架載有5個人的C-53運輸機，先于“鴨子”24天失事，這起墜機事故間接地讓“鴨子”走上了不歸路。同樣，即使看似機會渺茫，盧也并不排除去尋找第三架飛機架在搜索C-53運輸機時墜落的B-17轟炸機。

盧并沒有意識到，但我很清楚他的聽眾需要一個圖表來通曉事態(tài)。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時間順序來闡述這些墜機事故和它們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就像這樣：盧希望找到一架于1942年11月5日墜落的C-53運輸機，機上有5人;一架被派去搜索失蹤運輸機的B17轟炸機，載著9個人在4天后墜落;最重要的是，一架于1942年11月29日墜落的格魯曼“鴨子”，機上共有3人，其中之一是那架B-17的機組成員。盧也有可能解釋10名美國軍人仍然下落不明：來自C53的5個人;“鴨子”機組的兩人;B-7機組的2名成員，其中一名隨“鴨子”墜落;以及駕駛摩托雪橇救援失敗的一個人。

讓混亂加深的是，盧蕩漾在其他想法和夢想中，忽略了桌子四周圍坐的懷疑者們所提出的問題。隨著盧天馬行空的陳述，他的聽眾開始變得心煩意亂。好幾個人偷偷擠眉弄眼，而其他人一直低著頭敷衍地聽著。盧跑題了。

為DPMO辦公室主持會議的是陸軍中校詹姆斯·麥克多諾。他說話溫柔但很職業(yè)，他的短發(fā)一根根保持直立，結(jié)實的肌肉藏在一身沙漠迷彩服下。麥克多諾再三嘗試將盧拉回正軌，并降低他的期望值。

“我贊同你的努力，”麥克多諾說。但資金有限，而DPMO的待辦案件多得讓人望而生畏，而且目標(biāo)是明確的—那就是，以快速高效且經(jīng)濟的方式去找到遺體。顯而易見，麥克多諾認為盧的計劃恰恰相反—進展緩慢、效率低下而且代價高昂。

麥克多諾闡釋了現(xiàn)實的必要性。目前，超過83000名美軍人員“下落不明，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而導(dǎo)致的情況占了壓倒性多數(shù)。大部分永遠都不會被找到，特別是那些在海上失蹤的人，所以政府寧可撈桶里的魚也不愿去追野鵝，或是這個代號為“鴨子”的飛機，當(dāng)然，這也視情況而定。

伴隨著一只掛鐘吵鬧地滴答作響，資金的問題在討論中仍舊懸而未決。隨著軍事預(yù)算被幾場戰(zhàn)爭所耗盡，并因為削減開支而縮水，“今日特色菜”在DPMO的世界里代表著“效費比”。由于復(fù)雜的后勤以及格陵蘭惡劣的氣候和地形，盧的預(yù)算支出超過了100萬美元。麥克多諾說，這也許能涵蓋30次在歐洲農(nóng)場和森林中的搜索，那里仍然有大量下落不明的二戰(zhàn)士兵和飛行員。換句話說，單單是價格標(biāo)簽就讓盧對這群人的勝算降到了1/30。

下一個刺破盧的氣泡的是帕特里克·克里斯蒂安中校，他在解釋政府和軍方錯綜復(fù)雜的體制時很有耐心。他也許把盧當(dāng)成了一個孩子，對他說：“在這個廣闊的大世界里找到一架小飛機并非易事。”他接著說：“我們希望為你提供幫助。但我們只是不想說出那些讓你覺得我們能做到能力之外的事這些話。”